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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敏:磨刀不误砍柴工,花更多时间在试验方案设计上

2017-06-14

如果说每一个新药的诞生都是一颗未来之星,那么CRO 企业就是强有力的助推器。如果说每一个本土研发企业的崛起都是一位台前的勇士,那么CRO 企业就更像是一位幕后的英雄。

对致力于服务本土创新药企业的泰格医药而言,这种英雄主义色彩似乎并不浓烈,它们看起来更冷静,也更执着。国内临床研究领域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临床试验经验必须从实干中而来。成立于2004年的泰格医药从其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业务中见证了中国创新药开发的历程,留下了许多创新药临床研究的宝贵经验。从本期开始,研发客 推出“临床圈”栏目,从企业高管到一线员工,我们以人物访谈的形式深度挖掘那些低调稳健的临床CRO内在的企业气质,展现临床试验这个圈子里的学术素养与人文情怀。

当研发客走进泰格医药时,率先遇到的是医学肿瘤部高级医学总监——孙士敏。

由她带领的肿瘤部门团队,是泰格医药独立出来的两个部门之一,目前由80多人组成。该部门自泰格医药成立以来承接过100多个肿瘤药临床试验项目,涉及领域包括肺癌\血液肿瘤\淋巴瘤\消化道肿瘤\中枢性肿瘤\头颈部\甲状腺等等。孙士敏从2014年加入泰格医药至今,已承担过40多个项目。将肿瘤药临床外包团队建成独立部门,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因此,采访一开始,就抛出与肿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没有事先的寒暄预热,孙士敏以她的专业角度快速进入了话题。

据她介绍,由于肿瘤药研发这两年是最大热点,泰格医药也会收到很多项目。从CFDA批准的新药来看,80%是肿瘤新药项目。过去一两年,国内研发企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以肿瘤适应症为主的新药研发扎堆。对泰格团队来说,过去承接Ⅱ~Ⅲ期临床试验的外包项目比较多,最近一年多以来则承接了很多Ⅰ期试验项目。

对话孙士敏

问:肿瘤药临床试验的挑战在哪里?

孙士敏:肿瘤和其他适应症领域的临床试验不同之处在于,时间长、试验方案复杂。一般而言,FDA或CFDA公认的临床终点,即允许药物上市,能延长病人的生命。所以,要花费很长时间观察患者的生存期。同时,肿瘤疾病病程很长,检查繁多。病人可能存在伴随疾病,都需要一一排除。此外,肿瘤药临床试验的安全性事件也特别多。

问:一般而言,肿瘤药临床试验的样本有多少?

孙士敏:每个试验阶段有所不同。Ⅰ期临床试验主要摸索药物的几个剂量,以及药代动力学、药物和药物之间的作用。这些都可以把它归在Ⅰ期临床试验的范围里。每个试验的样本量都比较小,十几个或几十个。随着试验期数的递增,样本量会越来越大。肿瘤药Ⅲ期临床试验,一般需要纳入几百例病人。

问:目前新的临床开发趋势是,各期的临床试验分期已经不像传统那样在实际中分的那么清晰,就连审评部门也在做这样的尝试。I期临床试验与Ⅱ/Ⅲ期有什么不同?

孙士敏:Ⅰ期试验的项目更具有挑战。首先,方案设计比较复杂,有很多探索性的部分,采血、样本很多。Ⅱ/Ⅲ期试验的项目相对比较成熟一点。由于方案不固定,临床试验的设计方案就面临着变化和调整。相应的操作流程、合约、伦理审查等都需要随之改变。所以,对临床试验操作的团队挑战也非常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给国内一家初创研发公司的产品做Ⅰ期临床试验,申办方一两个月来看一次进程。包括安全性数据、PK生物学样品的检测数据,然后再调整方案以及上我们的伦理委员会。所有的操作细则,随时随地要跟研究者和申办方进行协调。Ⅰ期临床试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也意味着Ⅰ期临床试验的失败率会远远高于Ⅱ期和Ⅲ期临床。外界有人给出数据:Ⅰ期临床试验的成功率为20%,Ⅱ期试验为40%,Ⅲ期为60%。大致的统计结果基本吻合。

问:Ⅰ期临床试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孙士敏:Ⅰ期临床试验的新药就像一个新生婴儿,很容易夭折,是从临床前刚刚进入人体试验的阶段。所以这个化合物(药物)在人体中到底表现怎么样,还不清楚。无论是安全性还是疗效,都处在摸索阶段。各方面的原因都会导致I期临床试验失败率很高。到了Ⅱ期试验进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做了各方面的数据,心里已经有底。Ⅲ期临床试验是一个验证性临床,新药已有了初步疗效,有了安全性的基本数据,所以Ⅲ期试验是做一个大规模的验证。

问:通常来说,Ⅰ期临床试验失败后还会继续吗?

孙士敏:这要分情况来看。对Ⅰ期临床试验而言,药物的安全性初步显现的效果和毒副反应,还依赖于大量的血样里的药物浓度分析。在进行试验的同时,将病人临床表现出来的状态与病人血液里显示出来的数据进行对比。如果临床表现上,病人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很低的情况下,副反应依然很大,就会考虑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较大,前景不太乐观。当然,在副反应和效果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问:怎样看待肿瘤药物的毒副反应和效果之间的平衡?

孙士敏:相对而言,大家对肿瘤药物毒副反应的容忍度会大一些。FDA也会对肿瘤药或一些治疗领域相对空白的药物的审评要求不会太苛刻。比如Ⅱ期临床数据已经出现一定的疗效,安全性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在这个瘤种或者这个疾病领域里没有其他好的治疗手段,就会先批准上市,能够让病人用到这些药。同时,继续让企业做上市后扩大的临床试验,如果效果和安全性再次得到证实,就允许该药存在于市场中。如果几年后,被证明之前的疗效有所偏颇,或者安全性没有那么好,就会终止在市场上销售。

问:实际上,最终做临床研究的是临床医生。作为申办方或CRO,都不能直接接触病人,也不能创造数据。这些都源于医院和医生的劳动成果。如何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意识和水平?

孙士敏:我接触了很多中国的医生和研究者,本职工作已非常繁忙,还要抽出时间来做临床试验,对他们而言压力很大。也许,从政府的角度,能够给予临床研究机构更充分的时间,我们研究机构的研究水平就可以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对于后续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环节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问:国内目前研发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还有哪些弱势?

孙士敏:国内申办方做项目的严谨度还有待提高,需要向全球化厂商学习借鉴。有一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工。相比而言,跨国药企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前期试验方案设计上。而国内的研发公司显得过于仓促。当然,这种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往往在方案设计和计划上赶得很着急,希望临床试验尽早能启动。启动之后才发现,问题会不断冒出来。

问:跨国企业的经验对您在泰格医药的工作有怎样启示?

孙士敏:在整个临床试验实施的过程中,国外客户对细节更注重。因为企业自身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流程都很成熟,会用他们的标准和经验来看CRO的工作并提出要求。而国内新兴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操作流程也不完善。因此,通常他们在时间上对CRO的要求高一些,但在细节上没有跨国企业那么关注。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年开始好转起来,很多跨国企业中有临床试验质量管理经验的人才流去本土创新企业,充实他们的力量。

问:基于您多年从事肿瘤药物临床试验,如何看待一些创新的肿瘤治疗手段?

孙士敏:肿瘤药研发一直都是最大热门,国内很多企业也在挤这根跑道。因为做药物研发与基础研究息息相关,尽管本土企业的步伐确实在缩短,距离仍然不小。国内的基础研究还没有强大到支持我们能发现新的通路和靶点,我们依然在效仿别人已经有的通路或靶点。我个人觉得,一个靶点一个通路,大家都去做。重复性太多,比如PD-1。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竞争研究者的资源,将来怎么胜出、怎么销售。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考虑。我内心有很多疑问:几十个药物都有效,监管部门会怎么处理?会不会重复一直批准同类药物?大家如何差异化销售?可能正是因为基础研发力量不强,才会出现研发拥挤的现象。其实,泰格医药经常接到不同客户,雷同产品需要报价。我们会跟他们探讨,你现在做这个药还有多大价值,是否换一个适应症。或者现在先放一放,看看无数人在做的情况,做一些考量。

看不同类型的药物,不断学习和挑战自己

一般而言,跨国企业的工作经验会渐渐沉淀为一种内在气质,在对孙士敏的采访中,验证了这一点。但同时,她的朴素和有条不紊的节奏感,又符合目前国内研发企业以及CRO企业的需求。尽管CRO企业在药物临床试验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孙士敏的眼中,更值得关注和尊重的是临床研究者。

在开始采访之前,研发客亦有一些疑问,比如,从跨国企业回归本土企业的初衷是什么?为何会选择CRO企业来开始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为何没有加入新兴研发公司?

对此,孙士敏先用机缘巧合四个字做了简单概括。同时,她直言:“CRO企业能接触到不同的产品和项目,很有意思。而很多本土企业的项目相对比较少。像泰格医药这样的平台能接触到很多不同领域的新的药品在不同研发阶段的进展。”

对孙士敏来说,加入本土CRO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原来在跨国企业,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到中国市场来做的很多临床项目,很多在国外已经走过一遍了,或者相对比较晚期的。到了泰格医药之后,反而能看到不同类型的药物,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挑战自己的过程。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347)是一家专注于为新药研发提供临床试验全过程专业服务的合同研究组织(CRO)。我们致力为客户在降低研发风险、节约研发经费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服务,从而推进产品市场化进程。泰格医药总部位于杭州,下设33家子公司,在中国内地60个主要城市和香港、台湾、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设有全球化服务网点,拥有超过2500多人的国际化专业团队,为全球600多家客户成功开展了600余项临床试验服务。泰格医药更因参与130余种国内创新药临床试验,而被誉为“创新型CRO”。联系方式:www.tigermed.net Email:bd@tigerme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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